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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流千古˙一時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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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講古之五】逐漸清晰的歷程

        至唐宋元明,男風之事仍然盛行,但或是因為環境的平定,也顯得較為平淡。   同性之事仍受到一定的批評,卻被視為是沿襲下來的人性一部份,從後人所做的一些隨唐演義小說中大致可窺見男風雖然為常態,也多數被視為陋習,雖不嚴厲反對,也非為好事。   唐代開始,在首都長安出現了男妓一職,以此可推知在不受拘束的民間男風仍然盛行,甚而有出現「香火兄弟」、「旱路英雄」等代名詞。(註一)   然而唐初,皇室間對於男風之事仍十分忌諱,唐太宗就曾經因為太子承乾的同性戀傾向,而殺卻承乾寵愛的稱心,引起父子不合,其後才有承乾造反被廢一事。而後唐高宗之子李賢,也似是因為過度寵愛、放縱男寵,而遭武則天所廢。   而據舊、新唐書中記載,唐玄宗、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懿宗、唐僖宗等君王均有寵臣。   唐之後的五代十國至北宋時期,同性之事幾乎與一般異性關係無二(註二)。   而男娼職業,也漸漸的廣泛開來,陶谷《清異錄》有載:「……男子舉體自貨,進退恬然,逐成蜂巢巷陌,又不只煙月作坊也」,直至宋徽宗時,才有「男子為娼者杖一百,告發者賞錢五十貫」的法例出現;然即使如此,南方的男娼仍盛行,種種萎靡之舉,不下於男女之事。   至宋室南遷偏安,整個國家處於紙醉金迷、醉生夢死的狀態下,男娼一業更為風行,由周密的《癸辛雜識》記載:「吳俗此風尤甚,新門外乃其巢穴,皆敷脂粉,盛裝飾,善指針,呼謂亦如婦人。」便可得知。   元代關於同性之事記載不多,或者因為元人入關,對於民間的生活態度並未多加干涉,同性之事更乃枝微末節,不需多管。然而記載雖少,卻能從一些元劇中窺出同性之事仍然通俗。   明代之後,同性之事可謂最為盛行之時,君臣、父子、夫妻共用一個孌童的情況屢見不鮮,從君王到民間均盛行,許多書寫同性關係的小說也應映而生,《金瓶梅》、《拍案驚奇》均有所述同性之事的橋段,《弁而釵》、《龍陽逸史》、《宜春香質》更是著名的同性戀小說專輯。   明代君王許多都好男風。明武宗酷好男色,各色雜流凡具美型者輒加寵愛,一旦侍寢,便將其收為義子並賜姓;明熹宗更曾在宮中設置男院女院,其餘事項,不加贅述。   在明代,男妓館相繼開設,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,名為「長春院」;而女妓居所則稱「不夜宮」(註三),美妓孌童互相競爭,以得到顯貴狎客爲榮。   明朝後期,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除妻妾外,還有年少俊美的書童,並把同性間的性關係稱爲「外交」,與妻妾的性行爲稱爲「內交」,名士之間的「外交」也頗為常見。   謝制肇《五色俎》中,也記載北方同性戀的盛況:「今天下言男色者,動以閩廣為口實,然以吳越至燕云,未有不知此好者。」   然而何以男色會如此盛行?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明代崇尚酷刑峻法,常有人犯罪後妻妾子女被販為奴,面目姣好者則會由權貴者競標,藉以享樂;其二,男娼未受當時法令規範;其三,男娼之費用比妓女便宜,儒生可以負擔得起;其四,則是妻子往往不會多加過問(或無權過問)男子之間的關係。以上種種,漸漸令男色風氣到達全盛。   明代的同性關係無論從君王、上留至民間,史料記載均甚多,在此便不一一加以贅述。   在此特別提出的是,福建(閩)是明代男同性戀比較公開與普遍的地區,而盛行的原因也有所不同。沿海一代行船人多,禁忌婦人不可上船否則會有事故,故多以同性為對象,自此衍發。   明代沈德符的《敝帚齋餘談》曾載:「閩人酷重男色,無論貴賤妍媸,各以其類相結。長者為「契兄」,少者為「契弟」,其兄入弟家,弟之父母則愛之如婿。弟後日生訐及娶妻諸費,據取辦於契兄。其相愛者年過而立,尚寢處如伉儷。」   此種「契」的關係,不但被道德、法律、風俗、習慣所認可,而且權利、義務關係也很明確,是歷代中極為少見的情況。   至此,同性關係也已成為家庭形式的一種以及生活的一個部份。            註一:教坊記˙香火兄弟條云:「坊中諸人,以氣類相似,約為香火兄弟。每多至十四、五人,少不下八九輩。有兒郎娉之者,輒被以婦人稱呼,所娉者兄,見呼其為『新婦』;弟,見呼其為『嫂』也。」   註二:《宋書˙五行志》上記載:「自咸甯、太康以後,男寵大興,甚於女色,士大夫莫不尚之,天下競相仿效,或有至夫婦離絕,怨曠妒忌者。」   註三:取意自蘇東坡詩:「風花競入長春院,燈燭交輝不夜城。」   註四:資料取得/曖昧的歷程(張在舟著)、同性戀文學(矛鋒著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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